看完刚得金马奖的电影《可可西里》，为电影里难得一见的阳刚之气激动得热泪盈眶，什么叫道义，什么叫真诚，什么叫勇敢，在这部电影里演绎得令人荡气回肠。电影的故事取材于真实，并没有突出主角，只是表现了正义的人们为保护大自然而与邪恶进行的浴血斗争。电影里正义的人们自然流露的爱与憎，和雪域高原的冷峻博大之美相映成辉，真是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地，形成不可抗拒的艺术震撼。

由此想起也曾战斗于西藏高原的原新闻电影制片厂驻藏记者站的季学今和他那些描绘雪域高原的中国画作品，他的作品所含蕴的感人的艺术因子，不也就是这雪域高原所赋予的特有的冷峻与博大、广袤与猛强吗？在他的画面里虽然没有人物出现，然而通过那些自然景色的描绘，透露出来的却正是作者所要颂扬的阳刚之气，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大自然之壮美。

应当说并不是所有去过西藏的画家都能恰如其分地表现雪域高原的精神之美的，因为这需要真诚，需要勇敢的深入体验，当然更需要精到的艺术技巧。季学今具备了这些主观的素质与客观的条件。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艺术学校学习西画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1960年又被安排到平叛后不久的拉萨当两家电影制片厂的驻藏记者站记者，虽说这与他的专业有些距离，而且处境十分艰苦与危险，然而他一点也不悔。他说：“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我便陶醉在她的怀抱中，不论在严寒的藏北草原，还是在雅鲁藏布江的原始森林里……不论是步行还是骑马，条件再艰苦，都作画不辍。”他荷枪纵马跋涉于雪域高原，不仅作画，而且用手里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下了许多画家不可能得到的藏区风光和人文资料，为他后来的绘画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这数年中，他走遍了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藏区和青海、新疆、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用摄影机拍下了无数令人激动和陶醉的镜头，同时，他也用画笔记录了无法用摄影器材替代的自我感受。这些在记忆中抹不去的感受，就形成了他今日作品面貌的崇高恢宏的气质，这是任何人从他那里学不来的最可贵之处。

到他脱下军装，回到生养他的黄山之麓、巢湖之滨，重新拿起画笔的时候，虽然举目青山碧水，无处不是秀丽的江淮风光，然而，那段藏区的生活经历依然是他强烈的表现欲望，只是他掌握的西画技巧使他深感力不从心，西画画“眼所见”的局限难以表达他心目中气势磅礴的昆仑和喜马拉雅，倒是历代新安画派大师们表现黄山的作品给了他更多画“心所思”的启示，于是他用将近八年的时间，潜心摹习黄公望、石溪、龚贤等大家的作品与画论，既从《龚安节先生画诀》“学画先画树，后画石”一笔一划学起，也从《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悟得“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从传统笔墨中表现胸中山水，又从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游历天南地北的大量写生中，化古人笔墨而得“神遇迹化”之妙，树立了自己的绘画风格。

纵观季学今的数百幅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个系列，即：昆仑系列、三峡系列、黄山系列。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作品明显地流露出从西画改画国画摸索的痕迹，笔墨、章法有不少牵强之处。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作品讲究严谨的笔墨章法，尤其是画黄山和三峡的作品，树石山水的笔法多见龚半千的精神，如《处处苍崖飞白云》、《东山环翠图》皆是，而这个时期画昆仑系列的作品，传统笔墨显然难以表现雪山、草原、红柳和雅鲁藏布江激流这些古人没有画过的景色，他尝试着化解学来的笔墨，大开大合，掺进了西画的一些素描、色彩元素，反倒别开生面，有了些自己的面貌。至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1998年退休之后，大概更多的精力投入创作，似乎从古画和传统画理中大彻大悟，在第二阶段画昆仑的基础上升华，笔墨放开，以写代画，“运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心淡若无，俗除清至，至此可说已经形成他独有的风格，打破传统皴法的局限，“皴自峰生”，创造了多种表现雪山特有的淡墨皴法，简洁而生动，如《雪山写意》、《藏北高原好牧场》、《冰川》等作品，有的银装素裹神秘肃穆，有的如闻雪崩轰鸣石破天惊，有的如《登昆仑兮食玉液》，雪山如滔滔波浪奔腾而过，信手写来无需皴擦。季学今用笔，该疏时则疏，该密时密，他画草原就用密密麻麻的小笔触皴擦，如《喜马拉雅》、《汉唐雄风》中的草原、草坡，仿佛根根小草可数，但在《红原》一画中表现成片的红柳时，他却在占画面五分之四的一片红颜色上，按地势的结构用大笔枯墨横扫几笔，风过树摇的红色波浪就在观者眼前翻滚，真是笔如神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雅鲁藏布江》一画中所表现的激流，竟是寥寥数笔与几块淡赭色色块，飞泻而过的激流就跃然纸上，若不是对激流有过长久深入的观察与描绘的提炼，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精炼的表现的。

季学今后期的作品除了笔墨干湿浓淡的灵活掌握，在色彩运用上，从岭南画派中吸取营养，消化于他的作品中，也有独到之处。如《落日熔金》、《天山牧场》，为表现雪山在落日、晨曦中的奇妙景色，他大胆注入大片艳丽的色彩进行渲染而又做到“色不碍墨”，恰到好处；而在《山乡秋林》、《雪峰》、《家家都在花丛中》等作品中，几株黄树、一角蓝天、数丛绿树、红叶，即在画面上起到画龙点睛或烘染气氛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而使他的作品别开生面。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结识老季，我们曾为同事，亦为画友。弹指一挥30年，京城相见都已是过了花甲的白发老者，然见季兄谈风犹健，一说起可可西里，依然声色俱来，一如当年西藏归来把酒侃大山。而当说到绘画，他却反而低调：“画出一幅好画实在太难，我只是六十才起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来北京定居后这几年，谢绝不必要的社会活动，有计划地看古画，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用心揣摩传统文化的精髓，消化到自己的画里去，让自己作品中的文化含量尽可能更丰富些。”季学今便是如此做人，如此作画，不由我暗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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